在與黃亞歷合作過一些映後和課程的影評人肥內帶的那一場觀影體驗，就有非常典型的情況：學生多數很難撐過前面三十分鐘的複合素材密度，直到影片後半才比較能進入狀況，大概因為影片後半有相對清晰的「劇情」脈絡，他種藝術作品的引用也相對少了，整體訊息量稍微沒那麼強，所以學生比較容易掌握影片節奏；當然，也可能因為睡飽有精神了。肥內在映前僅作簡單提醒，讓學生有一個心理準備即將面對一部會挑戰他們「感官」的作品，並且，還建議放鬆心情去看影片帶來的形式效果。並在映後主持提問，並且就形式部分，進行簡單的分析，據知這個環節恰是黃亞歷不願意親自詮釋的，按他說法「我要說的都已經呈現在影片中了」，他更多是從拍攝的緣起，以及蒐集資料過程中尋覓的脈絡——因為這部片在前期策劃中，最困難的無疑就是在相關文獻的稀缺下，如何重現當時的創作環境；加上台灣光復後，影片的對象，風車詩社的成員有部分還遭到白色恐怖的迫害，導演在走訪詩人家屬時，有些家屬對於導演在拍這部紀錄片也表示過疑慮，儘管最後還是釋懷了，但當年為了避免受到迫害而銷毀的珍貴文獻也無法追回。在這樣的前提下，【日曜日式散步者】在本身就帶有一定程度的拍攝者想像成分，自然引來或大或小的爭議。

　　這些脈絡都是在觀影體驗中分享給學生的，在就算無法完全理解的前提下，仍有一些線索可以把握。然而，令導演驚訝的是，一些在觀影過程看起來是沉沉睡去的同學，竟然還可以說得出片中那個仿賈克梅蒂（Alberto Giacometti）作品【靜止之球】（Suspended Ball）的木雕在片中出現過三次！且在交流過程中，學生確實也提出了不少讓導演意外的問題；哪怕這些問題或許有些離題，但終究還是一次正向的電影討論。

　　儘管三次的觀影體驗都找來不同的主持人，也著重在不同的議題上，但對象都不相同，似乎難以讓三場的體驗形成累積與系統。但是面對這部可以說放在台灣電影史的脈絡來說都是令人手足無措的作品，確實是需要透過更多元的切入點進行引導與解析。但這些觀影體驗其實有其後盾：提出申請的老師必須是參加過國影中心與富邦文教基金會合辦的「電影學校之教師共學」的老師，這些老師們受過完整且有系統的影像閱讀的教育研習，方能確保在離開電影院之後，老師有能力獨自替學生作影片形式的延伸，或帶領學生進行更多與更深入的討論。

　　觀影體驗教育隨後也開始有其他的形式，比如與影展的合作，像今年的台北電影節，便結合了一部講述青少年迷惘、遊蕩的柬埔寨影片【迷夢鑽石島】（Diamond Island）與題材類似的台灣經典影片【青少年哪吒】對照放映（後者是在國影中心放映），再請來馬來西亞導演廖克發就這兩部片的主題，特別是結合起他在家鄉與在台灣所體驗的生活，分享片中那種飄盪的人生滋味，是怎麼透過敘事和影像呈現出來；或是請前國影中心執行長林文淇就【香港製造】和【南國，再見南國】中各自表現出來的那種無政府生活寫照，在不同的創作語境下，能夠切入影片的角度。上述兩次的體驗場，都頗有微型影展的概念，也讓觀影體驗教育有了不同的樣貌，相信未來在與不同單位或展演合作之下，也許仍有更多新的火花。觀影體驗後來還擴散到小學生，將小學生帶進電影院，再搭配映後影人出席，帶給小朋友新鮮的電影經驗，比如在宜蘭舉辦的【只要我長大】，映後製片人的出席說明，無疑讓小朋友初識電影製作流程的複雜，還包括不同工作人員的職能；再現實一點說，小朋友也好奇片中的素人小演員都是怎麼被選上的。好奇一向是探索的源頭。

　　無論如何，最重要的是現在的孩子無疑幸福多了，不但有更多的觀影選擇，還有專人陪看電影、進行導讀與交流。要想透過提供觀眾水平，令其對品質產生更高的要求進而提升電影的水平，也許已經不是迷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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